「街」其实有两面 —— 一面朝向橱窗、报亭、行人的眼神； 那是第一街，是公开的、整齐的、用力的。 另一面呢，没招牌、没玻璃、没规矩， 叫它 后街 罢。
后街是主刊编辑案头那些没写完的纸条，是被红笔划掉的段落，是凌晨三点重新捡回的句子。 它不发刊号，不定期，不端正，没有版面纪律，也不靠新闻冲鼓点。
——读它，最好挑一个失眠的夜里。
本卷凡五栏： 后窗偷看一点光， 夜读翻几页书， B 面收一些被毙掉的开头， 巷弄记一些褪色的招牌， 回声写一封寄给主刊的回信。
我们承认，这本副刊比正刊更不可靠。但也许， 不可靠的部分才比较像一个人。
我已经第三次为了买一瓶 Bonaqua 走进同一家全家便利店——理由都经不起追问。 第一次是想抽烟（没买）；第二次是想看看那个总在补货的男生今晚还在不在（他不在）； 第三次，是想确认我那点不务正业的心思， 有没有被店内监控反复记录、归档、构成一个我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人物速写。
收银台的女孩换了三个。第一个长得像我大学时一个不太说话的同桌； 第二个把《读者》一类的杂志摆得很整齐，像在做一件她其实不愿做的家务； 第三个戴口罩，她每次看见我都点一下头——后来我发现，她对每个人都点一下头。
「便利店是这个城市最诚实的客厅：你来不来，它都亮着； 你买什么，它都一视同仁地塑封好递给你。」
我意识到，所谓「后窗」并不是窥视别人——是被自己撞见。 那扇窗在店外的玻璃上，倒映出一个第四次走进同一家便利店的中年人。 他穿着一件并不合身的米色 Polo，手里夹着一瓶其实并不想喝的水。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艾略特说这话的时候， 可能并没想到一百年后会有一个中国人，坐在通州一间没暖气的客厅里， 把电热毯一档调到三档，对着一本翻得边角发卷的中译本啜茶。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
我以前不喜欢这首诗——理由也很简单，太累。 一个二十二岁的人不会主动选择「累」作为一种审美。 然而到了三十六岁，开始觉得「累」是这首诗里最诚实的地方。 它不假装统一，不假装抒情；它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按在一起，就像生活本来的样子。
读到「我将向你展示一掬尘土里的恐惧」那一句， 我把书合上，去厨房烧了一壶水。这一壶水后来其实并没有喝。 ——这大概就是我对这首诗最大的敬意： 一些动作做了一半。
主刊有它必须端正的那一面。 而那些被红笔划掉的开头，并不见得就该被丢弃。 我们把它们放在这里，至少证明它们曾被一个人认真想过。
——三段开头从主刊编辑部出来，沿着楼梯下到地下车库，再绕到本楼的后门， 才被收进这一栏。它们没有正文，也不必有正文。 一篇文章最难的，本来就是说服自己第一句话可以这么写。
史家胡同的西口，一九九六年起到二零二三年止， 前后挂过下面这十二块招牌。 没有人为它们编过年表，也不会有人为它们立过博物馆。 我把它们抄在这里，权当一份非正式的城市考古。
如今只剩下两块还挂着： 邻里粮油， 和那块写着「老规矩」三个字的、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的木牌。 老板说，木牌是上一户留下来的；他没拆， 因为「拆了也得有人挂回来」。
「一条胡同里消失的招牌，比留下来的招牌更能说明这条胡同。」
贵刊《民国纪事》二零二六年三月号刊登了一张未署名合影： 照片左数第三人，戴圆框眼镜，着深色长衫，是我祖父。 他生前从不愿提那段往事，但我母亲见过这张照片的另一份原件， 因此我可以负责地说—— 照片左数第三人，是我祖父。
我并不是要纠正贵刊。 贵刊的考据相当严谨， 连那把藤椅是江西庐山金叶藤厂 1936 年的款式都查得清楚。 我写这封信，只是想让那个戴圆框眼镜的人， 在某一处被记下他的名字。
「我祖父叫——这里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写出来。最后还是写了。 他叫 陈鹤翔。」
主刊版面紧，未必能容下这一行。 那么，请把它收在贵刊的后街，挂在那块「老规矩」的木牌旁边，也很好。
《后街》系《第一街杂志》副刊，主张深夜阅读与街角私语， 承印主刊编辑部未消化、未编排、未署名的那一类稿件。不发刊号，不定期。
本副刊欢迎收到「正刊不便登」「自己也不太想署名」「写到一半的」等类型的稿件。 请寄信至 backstreet@fsmag.co。 来稿主题请加 [后街] 字样。
主刊在 fsmag.co —— 端正、整齐、用力。建议读完后街后，趁夜色回去翻一两篇。